河南地處中原,歷史悠久,文物豐富,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fā)源地之一。自古以來,我們的祖先就在片遼闊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創(chuàng)造了絢麗多彩的古代文化,這就為河南博物院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河南博物院創(chuàng)建之初,就十分重視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當時缺泛經(jīng)驗,博物館工作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單純的"網(wǎng)羅珍奇",藏品頗為復雜,而且良莠不齊。
1930年至1936年間,是舊河南博物館藏品保管工作的繁榮時期,無論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對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關百益先生的帶領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員會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鄭出土的春秋銅器,1925年11月鄢陵城關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陽等地的歷代石刻等。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書畫及現(xiàn)代藝術品,從而大大豐富和提高了博物館藏品的數(shù)量和質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還主動進行了幾次田野發(fā)掘,獲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這個時期擁有的藏品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質量精,彌足珍貴。如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大型列鼎、王子嬰次爐、編鐘等;登封縣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劉根造像碑、魏志8種、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銘、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體石經(jīng)、金代進士題名碑等。正因為擁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國博物館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國外也深受贊揚。當時曾有這樣的評論:“統(tǒng)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為了確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館工作人員以滿腔的愛國熱忱和高度的責任心,精心挑選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張,圖書1472套(冊),分裝68箱運漢口,存放于法國租界。1938年9月,隨著國內形勢日趨危急,存放于漢口的文物又輾轉運至重慶,從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壞。而存留于開封的文物,在開封淪陷后,大部分銅器、鐵器下落不明。存放于重慶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國民黨政府挑選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圖書1450套(冊)運往臺灣。至此,河南博物館元氣大傷,苦心經(jīng)營20余年的文物大館,已無精品可言,博物館名存實亡。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的關懷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時,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開展文物征集工作,通過調查、收購、接受捐贈、發(fā)掘、揀選、調撥等,很快恢復了元氣。而且,館藏文物的數(shù)量和質量已非昔日可比。迄今為止,館藏文物達十萬件,特別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銅器和歷代陶瓷器,享譽世界,具有較高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如鄭州的大河村遺址出的新石器彩陶、臨汝出土的彩繪鸛魚石斧圖陶缸、鄭州窯藏青銅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國青銅器、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銅器、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銅器、扶溝出土的楚國金銀幣、洛陽唐三彩、汝瓷、鈞瓷等。另外,從1954年開始,博物院還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員,分赴革命老區(qū),進行調查訪問,征集了一大批寶貴的革命文物。同時,還接收了省軍區(qū)、省民政廳等單位撥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關資料,其中有許多珍品,如太平天國的布告、義和團的旗幟、吉鴻昌烈士就義時的血衣、彭雪楓烈士的遺物、《響導》周報、《新青年》雜志、《紅旗報》、《中州評論》、《拂曉報》等。
近十年,隨著文物工作的不斷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終于重見天日,再現(xiàn)風采。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設,發(fā)揮河南文物大省的優(yōu)勢,從不同側面再現(xiàn)燦爛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廳、文物局大力支持和關懷下,又陸續(xù)從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單位征調一大批文物精品。這些文物精品,猶如鑲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顆顆明珠,放射出斑斕璀燦的光華,它必將以無窮的魅力,吸引無數(shù)海內外的觀光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