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8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下到公元十世紀的五代十國，從規模宏大的都城遺址，到見證佛教興衰的邊疆大漠，24日出爐的2024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以豐富的成果，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寫上生動注解。
考古中發現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次十大考古新發現，多個遺址以各種方式出土了諸多文字。
在陜西寶雞周原遺址，近300字西周甲骨文的發現，特別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國族名等諸多首次發現，豐富了西周史料，完善了西周甲骨學；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出土有關“太保墉燕”的銘文，證實了召公親自到達燕地主持燕都營建，是北京城市建設史最早的出土文獻，實證了北京三千年建城史；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的槨木墨書數千字，內容涵蓋方位、分室、木材性質與編號，是迄今等級最高、信息最系統的先秦墨書文獻，為破解楚國職官制度與營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的1900余枚封泥和5萬多枚簡牘，既實證《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西漢置益州郡”的歷史史實，也彌補漢代基層治理考古發掘資料的缺失，揭示中央王朝通過“賜滇王王印”、推行郡縣制的柔性治理，對云南實施有效行政管轄。四川大學教授霍巍稱，簡牘中“郡、縣、鄉、里”的發現，為深入研究秦漢時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基層組織提供了考古實證。
邊疆考古是此次十大考古新發現的一大亮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認為，著眼于大的課題，然后從細微處入手，闡釋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歷程，是中國考古的一大發展趨勢。
參評的吉林和龍大洞遺址、內蒙古敖漢旗元寶山積石冢、黑龍江阿城金上京遺址，和最終入選的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在霍巍看來，這些都證明中原文明發生的同時，邊疆地區同樣也在開始它的文明進程，而且跟中原文明之間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強烈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其自身也產生了強烈的向心力。在兩股力量的作用下，最終演進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多學科結合的手段已深入應用在各考古項目中。王巍特別提到，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采用人類全基因組測序是極具代表性的范例，這一手段首次在商周考古領域復原古代家族樹，在該墓地辨識出一組四代家族樹，判斷家族關系是以父系遺傳為紐帶，并存在近親結婚的現象，是研究古代家族關系、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