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中國與世界文化交流史，能與“佛教傳入”比肩的重大歷史文化事件，恐怕非“瓷器輸出”莫屬了。佛教產生于印度，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之后，便與儒、道共同建構起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體系。這已是學界共識。而國內外大量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則證實，瓷器是中國人的偉大發明，是中國獨有的產品，其大規模國外輸出史絕不會短于一千年，輸出范圍則涵蓋了儒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三大文化圈。英文世界因此直接以瓷器（china）命名中國（CHINA），而中文世界對此“照單全收”，體現的或許正是雙方對瓷器之世界文化意義的高度共識。遺憾的是，對此學術界仍缺少研究。
國內外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在陶器燒造上，人類表現出了高度的不約而同性，可瓷器燒造的發明權則完全屬于中國人。有學者因此將瓷器燒造列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不是沒有道理的。幾乎可以說，早在新石器時期，有人類棲居的地方就有陶器的燒造，人類燒造陶器史已有萬年左右。相比較而言，人類燒造瓷器的歷史卻要晚得多。根據我國大量考古發掘資料，早在公元前16世紀，即商代中期，我們的祖先即已能夠燒造原始瓷器了。而嚴格意義上的瓷器燒造成功，絕不會晚于公元2世紀，即東漢晚期。也就是說，人類燒造瓷器只有1800多年的歷史。由此可見，在中文詞匯里，盡管“陶瓷”被并列為一個詞，但“陶”與“瓷”還真不是完全相同的物質。
雖然唐代的史書失記，但散布在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等地的大量不朽瓷片已經告訴我們，我國瓷器開始成規模地輸往海外，絕不會晚于9世紀中期，即唐代后期。當時，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青釉褐彩，以及唐三彩陶器等等，已經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大量輸往這些地區。國內外文獻及考古、館藏資料還進一步證實，中國瓷器輸出，在宋元兩代官方的大力提倡與支持之下得到快速發展，至明清時期則登上了歷史的巔峰。遺憾的是，隨著中國瓷器燒造技藝于17世紀在歐洲的廣泛傳播，在工業革命的強力推動下，從18世紀后期開始，歐洲的瓷器燒造水平已經超越了中國，能夠燒造出品質比中國產更為上乘的瓷器。從此，中國瓷器的海外市場開始走弱、輸出勢頭被大大抑制。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瓷器獨占世界市場千年之鰲頭的輝煌歷史已然不再。盡管如此，隨著個性化消費日益成為當今人類消費文化之大勢，以手工燒造技藝見長的個性化中國瓷器迎來再次的輝煌似乎是可以預期的。
就中國瓷器輸出線路與范圍而言，總體上看，遵循了一條由近及遠、由小到大的全球化市場擴張之勢。即先儒教文化圈，再伊斯蘭教文化圈，最后是基督教文化圈。根據海內外文獻與亞非等地的考古資料，在明代初期之前的600多年間，中國瓷器以輸往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等儒教文化圈和伊斯蘭教文化圈為主，輸入歐洲的瓷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明朝永樂、宣德年間，中國大航海家鄭和雖然七次下西洋，但最遠仍越不過波斯灣和印度洋，即是有力的佐證。當然，“近水樓臺先得月”，中國瓷器輸往朝鮮和日本的時間更早、品類更全、數量更多。這說明就瓷器輸出目的地而言，儒教文化圈又是先于伊斯蘭教文化圈的。
中國瓷器出現在基督教文化圈最晚，其大量輸往歐洲市場大約始于明代中期。這與歐洲的航海家們于1492年到1522年間成功開辟新航路和“發現”新大陸直接相關。新航路的開辟，大大擴展和延伸了“海上絲綢之路”，使世界首次實現了“全球化”。與陸路不同，海路更利于質重又易碎的瓷器運輸，它使瓷器大量輸往歐洲市場以及后來的美洲市場有了可能。據記載，1517年，即明朝正德十二年，葡萄牙的安德拉德已經到達中國澳門西南的上川島，1521年抵達北京。這種看似“巧合”的歷史事件，表明在新航路開辟之時，中國即被正式納入由歐洲人設計并掌控的世界貿易新體系之中。從此，中國瓷器開始了長達300多年的大規模輸往基督教文化圈的歷史，甚至可以“運到歐洲最遙遠的角落”。雖然在葡萄牙之后，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先后控制了“海上絲綢之路”，但中國瓷器輸往歐洲、美洲不僅未受影響，反而呈現日益旺盛之勢。明清之際，中國輸往基督教文化圈的瓷器量已然超過了儒教文化圈和伊斯蘭教文化圈，成功實現超越。從這個角度講，以新航路的開辟為界，將中國瓷器輸出史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比簡單地按照中國歷史朝代劃分為唐、宋、元、明、清五個時期，顯然要合理得多。
就瓷器輸出品類而論，國內外文獻與考古及館藏資料均表明，基本上實現了“全品類輸出”，甚至在生產與市場之間基本實現了同步。當然，在瓷器輸出品類之變遷上，14世紀中前期，即元代后期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中國瓷器輸出品類以青瓷、白瓷、青白瓷等單色釉瓷為主。這與“在唐宋不聞有彩器”的中國瓷器生產狀況完全吻合。單色釉瓷是傳統中的傳統，體現得更多的是中國本土審美特征。從元代后期青花瓷產生開始，彩瓷器品類則逐漸超越了單色釉瓷，成為中國瓷器輸出陣容中的主力。青花瓷，原本是中國人用產自西亞的鈷（青花）料、專為西亞市場生產的、具有伊斯蘭審美文化特征的瓷器品類。青花瓷的產生，表明早在14世紀中前期，伊斯蘭審美文化已經實質介入中國瓷器生產，它開啟了瓷器生產中不同文化間相互交流與融合的新時代。更值得注意的是，最喜歡中國青花瓷器的不僅有伊斯蘭教文化圈，更有基督教文化圈。歐洲許多大型博物館都大量收藏有青花瓷，而明清時期專為歐洲市場生產的外銷瓷，如“克拉克瓷”“馬達維亞瓷”和“中國伊萬里瓷”等等也多為青花瓷，都是明證。“無青花，不瓷器”，標志著世界整體進入到彩瓷器時代。
中國瓷器對儒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三大文化圈前后長達千年之久的全品類輸出史，在人類歷史上，真可謂是“鳳毛麟角”的重大歷史文化事件。而瓷器與生俱來的實用性與審美性等雙重特征，又預示著瓷器輸出，不僅是商業貿易的勝利，更是文化交流的勝利。
縱觀中國瓷器輸出史，不難發現，商業貿易一直是其真正的核心主題。盡管歷史上對“朝貢”的官方“賞赍”也是瓷器輸出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但從“瓷器等博易”“貿易之貨用”等一直是中文文獻中出現頻率較高的詞句，以及歷史上官方貿易與民間貿易規模，甚至在“海禁”時還有不俗的走私貿易規模來看，以貿易為主的市場交易行為顯然是中國瓷器千年輸出史的真正主線。即便是對“朝貢”的官方“賞赍”，“實際上也是一種貿易的形式”。因為有“貢”才有“賞”，而且在“貢”與“賞”之間往往遵循著“禮尚往來，有來無往非禮也”的平等交往原則，這已經與商業交易法則十分類似。對此，西方文獻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數據。如《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瓷器》一書就大量記載有瓷器貿易的數量和品類等內容；而據估計，僅英國人在18世紀初即將2500萬件到3000萬件瓷器運到了歐洲。無疑，瓷器輸出首先是將瓷器作為大宗商品廣泛銷往海外市場的貿易行為。
人類早期歷史早已告訴我們，像佛教輸入這樣的純文化交流行為，實際上是少之又少的，而文化附著于商品的特點表明，最持久、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往往是通過商業手段與途徑得以實現的。因此，中國瓷器輸出，實際上是借助于瓷器這種特殊商品的商業貿易行為，達成了一次規?？涨暗奈幕涣鹘Y果。從這個角度看，說中國瓷器對儒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三大文化圈的輸出，即是一次長達千年的中華文化輸出，是有道理的。
煉土為器（成本較低）、高溫燒造（消毒衛生）、器面光滑（適合日用）等等，都為瓷器成為“物美價廉”的生活實用品創造了先天條件。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文化圈的文獻、考古與館藏資料都表明，中國瓷器的餐飲日用功能，在這些地區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多人聚餐，并共享一盤菜，是伊斯蘭教地區的習俗，中國燒造的尺寸巨大、造型闊而淺的瓷碗與瓷盤正合其用；以手直接抓取食物食用的習俗，中國燒造的把壺和盆，則可滿足其飯前飯后凈手之用；飯后以咖啡、冷雜飲、玫瑰水等招待貴客的習俗，致中國燒造的咖啡杯、冷雜飲杯、玫瑰水瓶等派上了用場。據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宮檔案文件，多數中國瓷器名稱旁邊往往都標注有用途，如碗盤、玫瑰水壺、咖啡壺、茶壺、冷雜飲杯、燉果茸碗、玫瑰果醬盤、羔羊盤、酸奶酪碗等等，均表明日常實用是輸出瓷器的首要功能。在基督教文化圈，瓷器同樣以餐飲日用功能為主，輸出瓷器成為歐美地區最佳的西餐餐具和咖啡具、茶具等即是明證。值得一提的是，為滿足歐美人飲用咖啡時加糖和奶的生活需求，中國輸出的咖啡器具往往是成套的，不僅有咖啡壺、咖啡杯，還配套有糖罐、奶杯或奶壺等。《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瓷器》一書表明，在輸往歐美的瓷器中，以盤、碗、壺、杯等餐具、茶具、咖啡具等為絕對多數。“千事萬事，吃是大事”，從某種意義上講，瓷器輸出與其說是輸出餐飲具，倒不如說是輸出中國的生活方式。瓷器所承載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內涵由此得到充分彰顯。
雖然歷史文獻缺乏記載，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之所以成為全球唯一的瓷器發明國，或許與其深厚的“尚玉文化”關系十分密切。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首次將“玉”解釋成“石之美”者，且包含有“五德”。顯然已經沒有人將瓷器與“五德”相聯系，但瓷器追求“似玉”之美的觀念則始終存在。因此，某種意義上講，瓷器輸出也是一種中國式審美文化的輸出，是有道理的。據國內外文獻、考古與館藏資料，中國高檔瓷器曾大量成為歐洲王室的重要收藏。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擁有明正德時期生產的徽章紋青花執壺，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父子收藏有數千件中國精美瓷器，而哈布斯堡家族成為德意志收藏中國瓷器最多的家族，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甚至在葡萄牙等地設代理人專門收集中國燒造的瓷器……即是說，中國的精美瓷器不僅僅被中國的皇宮所厚愛，也得到諸多歐洲王室的珍愛。就商業推廣而論，宮廷往往是商品與文化的最大推廣者。王室的收藏，致使在家中陳設中國瓷器成為歐洲風靡的時尚。在十七八世紀荷蘭藝術家創作的靜物畫中，常常以中國瓷器為道具。而英國作家迪福（1660—1731）甚至有“如果沒有中國的花瓶就沒有第一流的住宅”的判斷。伊斯蘭教文化圈對中國精美瓷器的珍愛絲毫不輸給基督教文化圈。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宮博物館和伊朗阿迪別爾寺至今還保存有大量中國瓷器珍品，即是明證。顯然，對瓷器與生俱來的藝術審美性的認可，儒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三大文化圈與中國文化是高度一致的。無疑，瓷器審美已然成為一種世界性審美。
歷史早已證明，無論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廣泛而深入的域外交流，是維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講，伴隨中國瓷器大量輸出的，是海外審美文化對中國瓷器燒造的“反影響”。如果說元代中期之前，中國受海外文化影響尚少，瓷器燒造一直處于單色釉時代的話，那么元代后期開始，海外文化對中國瓷器燒造則形成重大而直接的影響。青花瓷正是受伊斯蘭審美文化直接影響而產生的瓷器新品類。因此，有學者稱青花瓷的產生造成了世界瓷器史的“波斯式變化”，是有根據的。到明清時期，受歐洲市場巨大“反影響”力的影響，中國瓷器的歐洲審美文化特點得到凸顯，琺瑯彩、粉彩、墨彩、洋彩、淺絳彩等瓷器都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除品類之外，海外文化還對中國瓷器的器形、紋飾等產生過重大影響。顯然，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甚至日本文化等等，早已像血液一樣，輸入到中國瓷器文化的血管中。因此，如果說海外審美文化改變了中國瓷器審美取向、推動了中國彩瓷文化的產生與發展的話，是符合瓷器史實的。這也是瓷器輸出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它告訴我們一個公理，文化交流是促進文化發展、增強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手段。
總之，1800年瓷器燒造史、1000年瓷器輸出史，不僅創造了中國制造的奇跡，更創造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神話。因此我們說，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社會新思潮，在“一帶一路”倡議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認可的當下，對瓷器及其輸出史進行客觀而全面的學術研究，適逢其時。（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