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書法市場在漢代已見雛形，即傭書取資。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品市場得到長足的發展。六朝佛教盛行，抄寫經書成為傭書市場的重要形式，他們按量寫經收費。當時有位名叫劉芳的人常為各僧寫經論，其“筆跡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余匹。”可知已把書寫當作了一種謀生的手段。
唐宋兩代書法繼續發展，開始出現了潤書市場，即書法作品已按潤例收費。明代是書法市場的鼎盛期。隨著商業和城市的發展，書法市場發展迅速。明代中葉以后，私家藝術品典藏一躍而上超過了內府收藏，占有了絕對的優勢。
那么，除去書法市場的差異，古今書法的價格又是如何的呢?
明代的書法市場
在明代社會賞字藏畫成為了一種時尚。“家中無藏字，不是舊人家。”一幅名家真跡掛壁，家中主人身價倍增。書法藝術品的交易普遍由專職書法商人經手，市肆操作，價格層次清晰，上升趨勢亦較明顯。明人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提到了嘉靖末年各地巨賈“不惜重資收購，名播江南。”明中葉以后，大批職業書法家涌入市場以賣書法作品為生，市場首重者為“明四家”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人。唐寅長期靠賣字畫為生，如他作于弘治四年(1491年)的《劉秀才墓志》中袁宏道評：“子畏原不知文，志銘尤非所長，而不乏求之者，想白雪無權，黃金有命也耶，一笑一笑”。可知唐寅即使為童年的好友劉嘉作墓志時，也得到相當的文潤。沈周早已是“名噪寰宇，征求過多而日不暇給”。至文徵明時代的蘇州，經濟生活異常繁榮，社會對書法作品的需求增大，“四方乞詩文字畫者，踵接于道”，使得文徵明書法作品交易價格比沈周在世時還要高好多，特別是其晚年“德尊行成，海宇欽慕，嫌素山積，喧溢里門”，以至于出現了“寸圖才出，千臨百幕，家藏市售，真質縱橫”的作偽現象;這一時期書畫作偽異常突出，臨摹當代名家作品的作偽者，能夠獲得不菲的收益，所謂“偽貌其筆以衣食者無數”、“一時硯食之士，沾脂泡香，往往自潤”。
此外，仇英長期客居在大收藏家項元汴家，應項氏所求而作的《漢宮春曉圖卷》，更是以兩百金的交易價格創下了當時的新高，想必仇英的書法價格亦不低。董其昌雖倡言以畫為寄，卻又說“亦不為虛套”，欣然收受他人的金錢物品。在一封信札中董寫道：“鴻堂帖來裱者，壹兩半，此畫一價，惟兄所損。然勿得乞他人知也。”看得出由于生怕朋友告知別人實情，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所以十分保密。
除了江南地區，京城的書法藝術品市場亦相當興盛，有些書家甚至自己在京城開店賣字，馬宗霍《書林紀事》中說：“洪季和鐘崇二人，四歲隨父入京，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設肆繼鬻字。”可見書法藝術品已在社會上大量普遍地流通了。明朝民眾熱衷于追求名家作品。名家門前購字畫者絡繹不絕。祝允明“海內索書，贄幣門，輒辭弗見。”亦為市場中的熱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