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畫中，由法而理，由理而道，道便成了中國畫的最高學問。老子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①六朝王微的《敘畫》中說繪畫是“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這個“太虛”就是“道”。同時代的宗炳說得更明白些—“圣人含道暎物”，“山水以形媚道”。②這些早期的經典理論，規定了中國畫的大致特點：“追太虛之體”，這是親自然而遠世俗，造型取其意象而淡于寫實，強調精神主導，以道心觀物。宗炳又說，繪畫的目的是“暢神而已”。③
按老子和莊子的哲學，中國畫離開世俗越遠越好，尤其山水畫，最好按“天人合一”的路線走，人間煙火氣(社會生活氣息)越少越好，從而實現“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種觀點頗類今天的生態環境意識。所以，中國畫不追求快節奏，而是從容散淡，如行云流水，是靜下來、淡下來、慢下來的藝術。宋人有“五日一石，十日一水”的觀點便是這種一詠三嘆的狀態，這有些像太極拳，不絕如縷而又綿里藏針，令人周身通泰，體強心健。中國書畫，從來就長于純凈心靈、陶冶靈智，所以，儒家把琴、棋、書、畫作為造就理想人格的修養手段。而書畫一途更能“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④是祛病增壽的良藥。
西方人對中國畫有著濃厚的興趣，但他們更看好的是清代以前的中國畫。他們雖然不易看懂山水畫筆墨藝術的高下，但他們能感受到中國山水畫里的精神境界，理解人對自然界的向往。他們完全接受中國畫不表現張力，不強調形式感，不注重視覺沖擊的特質。好的中國畫追求內美，初看可能很平常，但久看不厭，你會看見畫家的心靈在筆下浮動。假以時日去感受一幅好畫經久的魅力。
謝赫“六法”講“氣韻生動”，正是指“人”與“天”相通相融反饋互動所形成的一種生機勃勃、動靜有序的生命韻律。這確與西方重“形象”之畫法有所不同。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儒家、道家、釋家都受到“天人合一”精神的浸潤。在傳統中國畫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體悟到一種濃厚、深遠、真摯、素樸的天人之情。詩人如此，樂者如此，畫家亦然。在先秦哲學的影響下，中國古代畫家建立了一種視萬物為一體同氣的宇宙觀。從天的自然含義方面說，人與自然的合一包含著人與自然互相包容的思想。如《莊子•達生》篇所說：“靈臺者，天之在人中者也。”“靈臺”即心，這是講人心中包含著天地自然。《禮記•禮運》篇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據此而提出的人“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等，都是這一思想的發揮。在自然成為人的自覺的審美對象后，這一思想得到了更大的弘揚和更深入的表現。晉宋時期人們欣賞山水，由實入虛，超入玄境。畫家宗炳云：“山水質而有靈趣。”晉宋人欣賞自然，有“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超然玄遠的意趣。這使中國山水畫自始即是一種“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畫所游之山水懸于壁上，對之云：“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郭景純有詩句曰：“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這玄遠幽深的哲學意味無不滲透在中國古代畫家的審美感受中。
筆墨文化是由中國哲學派生出的心靈藝術。由筆墨表現而成的“心象”與由自然到二維平面的“形象”有著本質的差異。所以，中國山水畫不叫“風景畫”，而叫做“山水畫”。這是因為筆墨是表達心靈的手段，而不是僅用來描摹自然的。中國繪畫崇尚簡淡的原則：以墨或極少的色，用二維的方式描繪物象，并且有節制在利用空間。計白當黑，這是藝術的極簡原則，由它產生的藝術作品自然比不得西方古典油畫那般細致、逼真，但中國人注重的是“傳神”而非“傳形”。為了這個“神”，哪怕犧牲形象。形象犧牲了，中國人得到了“心象”，按照莊子的觀點，對于個人來說，一切存在都是非真實的，只有畫家自己活生生的生命是可以把握的唯一真實，而這生命和生命本身的諸般情感也是稍縱即逝，將情感的痕跡留在紙上，變得可以辨識，可以感受，可以玩味。中國的文人畫家們以自身為自然抒發的基點，他們相信自己內心的體驗，相信自己已經窺知了宇宙的精蘊，相信自己筆底下不假思索流露而出的韻律與形式，正是自然最真實、最深刻的韻律與形式，于是就把這種主觀感受表達出來并形成圖像—這就是“心象”。因為心象，而有了對心靈質量的要求。
古人崇尚清奇、簡靜、淡雅的畫風，追求筆墨的純凈與透明，就像其追求心性之高潔一樣。有成就的畫家的生命態度往往保持著一種低調。低調是一種境界。那是一種信仰：藝術與生命合一，藝術應該是生命的展開與完成，而不能成為換取世俗利益的手段。講求心靈質量的完美。所以，真正的大家不僅是一位筆墨實踐家，更是一位有人文關懷精神的人，通過筆墨映現出生命的本真，并且通過筆墨凈化自己及他人的靈魂。縱觀歷代繪畫大家， 其為人真誠坦蕩，其學問宏博淵深，因而其作品境界幽遠深沉。《樂記》中說：“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傳統藝術以“靜”來抑制人動物性的本能沖動，從而達到“上下和”、“天地和”的理想狀態。因而，傳統的繪畫作品不僅隱含著個體情感的信息，更注重了人性情感的傳遞，展現出溫文爾雅、文質彬彬的君子風范。抵達莊子所說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在畫面中，不論山川河流、亭臺樓榭，還是人物走獸、花草魚蟲，皆透露出畫家中和平靜，追求人與自然高度和諧的審美心胸，隱匿著畫家人格自我完善的印跡。
“靜”，這種中國式的審美氣質承載著傳統藝術的優良文化基因，曾經一度為世人所崇敬。“靜”則深，能思考更深層面的問題，體現了人性的自覺和人文精神。然而，近百年來，畫家身上那一份“靜”的文化基因，卻在所謂時代大潮的喧鬧中悄然消逝。那些抄襲西方藝術樣式并號稱“前衛”或“先鋒”的藝術家，也靠貼上一個民族藝術的標簽，諸如“中國符號”之類，以展示“民族精神”，而實質已與民族精神相去甚遠。
歷代畫論提出“ 清心地” 、“ 善讀書”、“卻早譽”、“親風雅”，“不可有名利之見”，不能“沉湎于酒，貪戀于色，剝削于財，任性于氣”等，是說高尚的人品能影響到筆墨。明代李日華在《紫桃軒雜綴》中說：“文徵老自題《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一物，然后煙云秀色，與天地生生之氣，自然湊泊，筆下幻出奇詭。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即日對丘壑，日摹妙跡，到頭只與髹采圬墁之工(指漆匠、泥水匠)爭巧拙于毫厘也。” 清代沈宗騫說得更具體：“筆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記載所傳，其卓乎昭著者，代惟數人，蓋于幾千百人中始得此數人耳。茍非品格之超絕，何能獨傳于后耶?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慮，二曰善讀書以明理境，三曰卻早譽以幾遠到，四曰親風雅以正體裁。具以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這種具體的要求幾乎成為畫家，尤其是文人畫家的自覺意識，進而成為自覺狀態。數百年而流傳，形成了古代畫家的人格傳統。
清代畫家盛大士曾著文批評世風，和今天有些相像，他認為“近世士人沉溺于利欲之場，其作詩不過欲干求卿相，結交貴游，弋取貨利，以肥其身家耳。作畫亦然，初下筆時胸中先有成算，某幅贈某達官必不虛發，某幅贈某富翁必得厚惠，使其卑鄙陋劣之見，已不可向邇，無論其必不工也，即工亦不過詩畫之蠹耳。”⑤
畫家的浮躁心態在畫面上是能反映出來的，那種力圖取悅于他人的作品常常有“做”的刻意，情不真無以動人，連自己都敷衍，如何能打動觀者呢?所以，畫面的深層問題與人品關系至為密切。
人品不高，難得有境界。中國古代有一種對畫家極其嚴厲的批評—俗，并認為“俗病難醫”。但清人王概開出藥方：“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⑥往往是俗人不讀書，少讀書，或讀不進去書。
明代畫家董其昌強調心悟，強調以心應物，以情應心，作畫不為造物役。董其昌的書畫藝術沒有功利色彩。在他的心中，藝術完全是心靈的需要。他寫字作畫，完全進入了一派安詳寧靜，散淡沖和的狀態，心與作品融為一體，繪畫不再是一種負擔，而成為沒有痛苦，只有愉悅的享受。正因為如此，董其昌從書畫藝術中發現了“煙云供養”的養生之道。他寫道：“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這句話被歷史一直證明著，這正是中國書畫藝術的奇妙之處。大約也是讓西人難于理解的地方。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