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9-20日，第三屆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在北京宋莊舉行，年會的輪值主席為殷雙喜先生，學術主持為朱青生先生。19號下午，首場研討會由高名潞先生主持，高名潞先生以及20號上午到場并做講演的栗憲庭先生都是首次出席批評家年會。我記得第一屆年會尚有范迪安、費大為等先生，甚至多年在海外經商的孔長安先生也有出席，但后面兩屆他們都沒有來。重要批評家不缺少批評家年會的平臺，但批評家年會不能缺少重要批評家。
19日下午的會議首先由國際藝術批評家協會前主席、現榮譽主席Henry Meyric Hughes先生發言，他的發言環節原本是此次年會最令人關注的焦點。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與國際藝術批評家協會進行接觸的最初想法是朱青生先生提出并付諸實施的。Hughes先生在發言的前一天晚上與部分大陸批評家交流后，決定不按照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講演，而是花費數小時重新撰寫了一篇新的發言稿。他原來準備好的、并已提交給年會的發言稿，基本上是在介紹國際藝術批評家協會的基本情況，比如國際藝術批評家協會的基本性質、工作目標以及活動項目等等。與大陸批評家做了會前的交談之后，Hughes先生顯然意識到這種初級的介紹并不能滿足中國批評家的期望。所以在正式的大會發言中，他調整重心，主要談了國際藝術批評界的發展現狀，而不是國際藝術批評家協會的情況。
我還記得比較清楚的內容，是Hughes先生說起西方的批評家很少有職業批評家，他們大多都有自己的固定職業，比如教授或策展人。實際上主席本人就是一位策展人，記得18號晚上我曾問他有哪些著作，他說他沒有出版過著作，只有為一些展覽所撰寫的圖錄文章，他本人的身份是策展人。國內一直在強調或者是想象，在西方，策展人就是策展人，批評家就是批評家，不曾想國際藝術批評家協會的主席竟然是策展人的身份。當然，他所說的批評家可能更多地是指專門為報刊等媒體撰稿的專欄作家。
Hughes先生的發言結束后，鄒躍進先生就什么是“知識市場”的問題進行發問，但由于翻譯的問題，Hughes先生并沒有就這一概念作直接的說明，鄒躍進先生并不滿意他的回答，最后高名潞先生只好出面作答，大致是指知識影響市場。中國批評家與西方批評家之間的交流不夠順暢，但私底下，中國的批評家是希望能與西方批評家進行有效交流的。本屆大會的主席和主持革故鼎新，放棄過去圓桌會議的方式，而主要采用主題報告的形式，比較符合國際學術會議的規范，但最后的效果并沒有達到預期，可見革新的風險很高，付出的代價不小。絕大多數的大陸批評家抱怨學術報告實際上是一種聽講座的方式，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年會的批評家，本來是想在會上發表言論并參與討論的，不想最后成為聽講座的聽眾，不少批評家甚至中途悄然退場，一個下午或一個上午聽幾場講座的確讓批評家體力不支。所以我在20號下午年會分小組討論的時候，提出年會應當確立大陸批評家在年會中的主體地位，畢竟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是基于大陸的批評領域。此次年會真正供大陸批評家發言的時間被壓縮在20號下午的分組討論。不少批評家在兩天的會議期間連面都沒有碰著。當然，我也不同意年會舉辦成大Party的形式，因為年會不只是供批評家會面的場所，它還是應該提供嚴肅的場合和氣氛供批評家討論學術問題。
年會照例請了幾位人文學科的學者來參加，但不像2008年那樣規模龐大，而且我個人認為此次請來的人選比2008年更加合適。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院長高宣揚教授在19號下午，就當代歐洲思想中與藝術有關的話題——尤其是福柯的思想做了報告。高宣揚教授的報告對于中國的藝術批評來說還是有啟發意義的，他強調法國思想對波德萊爾定義的現代性中的偶然性、過渡性、逃避性的一面，因為傳統的時間觀強調過去，現代性所集中期望的是未來，對未來的態度體現在我們不斷地更新，對我們的歷史存在進行永不平息的批評。實際上這是在強調批判和反思。高宣揚在報告的最后部分論述到圖像問題，他認為人類已經意識到語言對人類創造的限制，而唯有藝術家才能穿越語言和思想的限制。我在高宣揚教授的報告之后作了補議，我補議的主要內容是談法國思想家德勒茲對弗朗西斯·培根繪畫的分析以及藝術批評家讓·克萊爾的思想，試圖把討論的話題再拉回到藝術批評。因為我感覺大陸的批評家還是都期望能夠了解西方批評的最新進展，比如西方的藝術批評究竟發展到什么程度?因為我們不僅對西方現代藝術批評理論的譯介不足，對國際當代藝術批評理論的引進更是稀少。對福柯的研究也并不算最新的進展，所以盡管我不清楚法國最當下的藝術批評現狀，但我還是希望在我的發言里，把法國思想中的藝術批評推近到更接近當前的時間段，所以談到德勒茲對培根的分析，談到讓·克萊爾——威尼斯雙年展百年展視覺藝術總監的批評主張，并聯系國內情況反思河清譯介讓·克萊爾著作的目的。
臺灣的倪再沁先生和李思賢先生就臺灣當代美術批評的歷史和現狀做了較長時間的報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60年代初在臺灣美術界發生的現代化畫論戰，其實含有很強烈的政治因素，大陸學界一般并不提其中的政治因素，但它真的并不是簡單的傳統派與現代派之間對抽象藝術的爭論。我在李思賢先生的報告中還看到他對國際藝評人協會(即國際藝術批評家協會)臺灣分會的介紹，值得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視為前車之鑒。臺灣在2004年已經舉辦了第38屆全球藝評人協會2004年世界年會暨國際研討會。但臺灣分會后來遇到了一些困難，比如對會員的約束力不足，分派的任務無法完成，目前已經走向停滯和封閉的狀況。不少批評家感到臺灣藝術批評的發展情況與大陸十分相似，陶詠白女士還在提問中詢問了臺灣女藝術家、批評家吳瑪俐的近況，問她最近幾年怎么銷聲匿跡了?李思賢先生回答，吳女士現在在高雄師范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做教授。管郁達先生根據他與臺灣藝術家的親身交流經驗，提出臺灣藝術怎樣建構本土性的問題，李思賢先生具體以為什么臺灣的水墨沒有當代美術批評的介入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缺乏民族信心和文化厚度，是當代臺灣藝評顯現出理論描述的強烈混血感的根本來源。我并不同意李思賢先生對臺灣藝評的西方體系傾向的指責，但他提出了一點，我認為是值得肯定的，他認為臺灣的藝術批評并不能成為知識的認證與考察，也不應當透過批評寫作來陳述美學背后的道理，而是應該通過眼前的藝術作品去詮釋作品背后有關這塊土地的一切。
20號上午的發言，首先由沈語冰先生宣講提交給大會的報告《當代美術批評的進展》，他以具體的西方藝術批評家為綱，并結合他最近幾年所從事的藝術批評思想的譯介出版工作，從整體上對藝術批評的發展趨勢進行了總結陳述，對國內藝術批評思想的研究是有參照價值的。楊光磊女士隨后就當代美國思想中的藝術批評做了主題發言，但不少曾參加《中國當代藝術國際論壇》的批評家認為楊女士過多地宣講該論壇的策劃方案并不是十分適當，因為她曾任《中國當代藝術國際論壇》的中文秘書長。但我后來根據她的提示，在網站上閱讀了該論壇所有學者的發言，還是有一定的收益。實際上一場主題發言如果能夠促使聽眾有興趣去做一些延展性的閱讀，就已經實現它的價值。當然，在提交給大會的論文中，楊光磊女士介紹的美國批評家僅限于曾參加《中國當代藝術國際論壇》的學者。何桂彥先生對楊光磊女士的講演做了很好的拓展和補充，他扼要分析了數位美國藝術批評家的基本主張，這才使得美國藝術批評這個專題比較完整。
劉禮賓先生就中國當代青年批評家的現狀進行了描述和反思，是首次在年會上將青年批評作為問題提出來，引起與會批評家——尤其是青年批評家的強烈反響。青年批評家與年長批評家的溝通問題已經在最近幾年顯現出來，所以我在當天下午進行分組討論的時候，建議第四屆年會專門設置一個環節，讓青年批評家與年長批評家進行面對面的交談，方式可以是討論某一個具體的學術問題，比如我認為青年批評家與年長批評家的最大分歧就是歷史觀的不同，青年批評家多主張新歷史主義，年長批評家則多主張歷史主義，我建議可以就這兩種歷史觀的理論問題組織專題討論。
20號下午的分組討論反映出本屆年會在具體組織工作方面的不足，絕大多數批評家是在正式開會的前一天晚上，才知道自己是分在哪一組，并且部分批評家不能理解自己為什么會分到跟自己關系并不大的主題組里討論。可能是組織者根據最近一年來各批評家公開發表的文章，來判斷各批評家可能會對哪幾個話題感興趣或者是有研究。大會也的確在年會召開的前夕，向各批評家提供了分組討論的資料《中國美術界理論問題綜述》。這組資料由朱青生先生領導的北京大學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編撰，把最近一年來國內的批評和理論問題分成十多個問題進行歸納綜述，工作詳盡細致，盡管有所疏漏，但不影響大局，只是多數批評家認為綜述局限于復述的層面，建議能在此基礎上稍作評價或理論上的深化。
總體而言，本屆年會沒有出現集中的學術討論焦點，我個人認為2008年第二屆年會的學術焦點相對清晰，會上自發出現了對語言暴力問題的爭論，而且批評家之間的觀點沖突比較劇烈。但今年的年會并沒有出現這樣的傾向，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跟年會的發言方式有關。當然，大家都一致公認本屆年會的輪值主席殷雙喜先生和學術主持朱青生先生，以及北京大學中國現代藝術檔案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畢竟年會的各項工作都很繁重，而且整個年會還是保持了很強的學術性，只是在交流的有效性方面不盡人意，部分批評家直接認為本屆年會的組織方式是失敗的。但我理解殷雙喜先生和朱青生先生的學術理想，以及對大會研討方式的改革愿望，因為前兩屆年會已經屢屢傳來改革的呼聲，少數批評家以退出年會的實際行動，表達了對任何形式的權力僵化機制的反對。本屆年會可謂臨危受命，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改革。改革盡管并不成功，但改革仍將繼續下去。我唯一的期望是，年會吸引批評家來參加會議的原因，應該是批評家對思想、對批評的熱愛。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本屆年會上比較有價值的建議，是高嶺先生和吳鴻先生提出的閉門研討，謝絕任何媒體，減少年會的表演成分。我不知道年會是否有這樣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