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會一度是展示人類工業文明奇觀的大型展覽,人們在參觀的時候通常抱著獵奇心理。渴慕一睹新鮮事物原本是人的好奇心驅使，不過在自家門口看到世博會游人的好奇心表現，好像看到了另一些不同的東西。
先是拍照。
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世博園區里至少每個單位有一部相機。家庭式游客使用相機的主要目的是“到此一游”，比如到了澳大利亞館，就會像打了雞血一般興奮，高聲招呼親友說“給我來一張”，“某某某，你快來和我一起照”，“這是XX館，我一定要照的”……此起彼伏，高潮迭起。被拍照的中老年人通常熱情很高，但表情肢體僵硬，不管他們到了什么館什么展品面前，基本上都是一個樣子。如果問他們，你們到世博會看了什么，他們很可能會拿出一堆照片來，說“你看，我在XXX拍過照了”，除此以外就說不太上來了。這些湊熱鬧的人群堅持的立場，是“我來到此一游”，而不是“我來看好玩的東西”。
相機的記錄功能促成了另一群人，每當我原本想湊近點看看某個造型獨特的展品時，立刻會沮喪地發現，它已經被里三層外三層人擠得水泄不通，每個人手上都舉著照相機，而我手上其實也拿著，大家都希望拍到一些特別的東西。這個問題在于，除了拍照，我們有沒有花更多思考和學習?潛在的答案也許是，相比思考，拍照要方便快捷得多，而且留下了實體影像，但思考和學習并不具有實用價值。
桑塔格在著名的《攝影論》里批評了類似旅行途中拍照的行為：“旅行變成累積照片的一種戰略。拍照這一活動本身足以帶來安慰，況且一般可能會因旅行而加深的那種迷失感，也會得到緩解。大多數游客都感到有必要把相機擱在他們與他們遇到的任何矚目的東西之間。他們對其他反映沒有沒有把握，于是拍一張照片。這就確定了經驗的樣式：停下來，拍張照，然后繼續走。這種方法尤其吸引那些飽受無情的職業道摧殘的人——德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使用相機，可平息工作狂的人在度假或自以為要玩樂時所感到的不工作的焦慮。他們可以做一些仿佛是友好地模擬工作的事情：他們可以拍照。”
這個理論同樣適合另一種我很不待見的蓋章行為。
很多游客非常自覺地把護照蓋章當作一件大事，每到一個展館就要追著工作人員問“這里有沒有蓋章?”“蓋章的地兒在哪兒呢?”如果得知本館不蓋章，就會嘀咕“這館真沒勁”“排隊白排了”。休息的時候，彼此不認識的游客還會攀比“你蓋了多少章啊?”——“不多不多，都是小館，排隊長的咱們沒去。”即使是在該放松的時候，他們也以近乎辛勤工作的態度搶著多蓋一些。
蓋章行為的潛意識，是將參展體驗變成實體化的印章，再演變成炫耀性質的“業績”競賽。如果取消蓋章，很多人將難以獲得被認同感，恐懼自己的參觀行為無從證明。
從市場角度來看，相機和護照銷售都是絕佳的商機。而剝掉面紗，我只看到一個人性：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