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浙江省第三個生態日，吳立民先生開“美麗中國-浙江篇”畫展首篇。山水浙江，詩畫江南，一路潑墨揮灑，杭州，臺州，臨海，黃巖，仙居，天臺山，溫州；麗水；湖州，金華……野渡有人，舟自縱橫，吳先生淋漓酣暢的詩情畫意，盡在錦繡江南之間了。
這些年，行家學者們對吳立民先生的畫作評價，早已充沛于圈內坊間，歸結起來，包括功底的扎實，觀察的細致，生活的豐厚，筆墨的自由，畫意的大膽，創新的不羈等。吳山明先生為畫者題辭，取唐代詩人韋應物名詩句：野渡無人舟自橫。此詩原意，當在意境幽深無人處，而山明先生對其風格的評價，在我看來，則落在了那個“野”字。
說到野字，一般人以為立民先生既非科班出生，又半生務農，突然橫空出世，縱橫畫壇，必定是通過自學而成才的大器晚成者。此“野”當為鄉野也，諸不知此言偏矣。吳立民先生有著極深厚的家學，父母均為民國時期高知名媛，青少年時期在杭亦受到很好的藝術醺陶，西子湖畔是打下極好童子功的。若非眾所周知的那段中華民族的折騰歲月，吳先生人生畫途，自然另有一番學院派的精深天地。
但天生吳立民，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苦其心志，是要到天地之間來成就一番壯美事業的。上蒼把這樣一個西子湖畔的白面書生，扔進大山大江大海大地之中，堿水中浸泡，血水中沖刷，冰水中洗滌，如今百煉成鋼，愈發地生機盎然，老當益壯。按照吳立民先生氣場所示，他已然從遵從法則進入創造法則了。當此太平盛世，狹山呼海嘯而歸，筆下山水，盡為歲月潑墨皴染，你說他“法無法”也罷，“我行我素”也罷，此處之“野”， 真所謂意到筆到，是直接從天地間吸取的撲面而來的生命的傾盆大雨。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價值座標，去觀照此番畫展的數十幅作品，您會發現浙江山水的靈動與壯麗，在一幅幅畫面中盡現出的生命力和激情。我向來以為，好的文藝作品有一個根本法則，就是生命投擲與作品中的程度。好作品的第一感覺往往在內容，讓人們忘卻技法，心靈被直接憾動。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僅僅是內容打動了你，實際上，恰恰有著上乘的技法在支撐著內容，只是好東西從來就是渾然一體、血肉相連，內容與形式便往往難分難解罷了。
吳立民先生的山水畫作正是這樣，那么自由，天真，廣大和生趣盎然，而且，每一幅作品給人的感覺都是豐滿的“有”，而非虛妄的“無”，是人與自然的深切關系，是人與自然的投射，亦是自然對人的反觀與警示。這里面亦并非全是和諧的，因為人與自然有時也往往處在危險的關系之中。由此看來，以吳先生的這組山水畫作，作為生態日的慶典，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行文至此，想起了一個畫面，兩個人，為浙江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的地下黨人。其中一人叫吳先清，赴俄的共產黨特高課成員。1920年的春天，吳先清作為杭州美術學校的女生，在西子湖畔寫生，畫筆一灑，甩到了她身后的革命青年宣中華，由此相識，從此他們成為革命伴侶，并先后犧牲。我開始追溯這對革命先烈的生平時，有人告訴我，他們的后人中有一個畫家。又過了許多年，我認識了這位畫家，他叫吳立民，是吳先清的侄兒。
在這樣的革命與藝術之間，能夠建立起什么樣的邏輯關系呢？如果有，那是什么呢？如果沒有，為什么我會在讀吳立民的畫作時，始終無法拒絕地襯托在這樣的歷史回聲中呢？